降本增效、开源节流，从民营经济到国有经济，这是结构性的。

这一轮降薪潮，可谓是遍布全行业。

不管你是民营经济的私企员工，还是国有经济的事业单位员工，几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

响应号召，过紧日子，这也是高层的意思。

就在最近，各地出台规定开始过紧日子，有的限制空调设置的温度以达到节能的效果，有的要求接待用菜品价格，还有的，规定高铁沿线出差不准用专车。

而这，仅仅是地方财政问题显现的一部分。

最早，关于事业单位降薪的说法，是从去年开始的，从公务员到事业单位，国企，这一波降薪潮的范围广度和时间上的深度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

而对经济温差感受最深的民营企业，则是在更早的2021年就开始降本增效。

在此期间，各地都出现了减薪的消息，有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自己降薪两到三成，其工作所在地为广东、浙江、江苏，甚至还出现了经济越发达地区降薪最厉害的说法。

去年底，财政部的会议上就已经提到要过紧日子，而在今年3月的两会上，过紧日子还出现在了工作报告中。

但对降薪潮感受最深的，可能还是金融领域，毕竟过去他们的薪资更高，降薪下来的失落感，自然也就更大。

今年以来，金融领域的降薪频见新闻，驻港的中资机构减薪，甚至还有已经发放的奖金也被追回。

除此之外，医院也出现了所谓的降薪潮。

最近多地公立医院也陆续传出薪酬体系变化的文件，也被理解为降薪举措。

就连人口大省山东，也传出省属事业单位“全部转企”的消息，这也被解读为10万人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，虽然当地称这是误读，但也未明确说明这些事业单位人员是否转制。

过紧日子，从宏观上看，这是GDP增长放缓的结果，但具体着眼于微观上，我们会发现，事情不仅于此。

尽管过去三年的新冠病毒防疫开支，的确削弱了地方的财务能力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

过去房地产的繁荣，极大程度上撑起了地方的行政开支，哪怕是成都这样的超人口大城市，其2022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依然占到财政收入的50%以上。

现在随着房地产的下行，地方卖地收入锐减，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，只能节衣缩食，过紧日子。

而吃体制饭的人多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截止2023年末，我国有公务员700万人，参公人员1300万人，事业编制3100万人，临时工4000万人，合计就超过了8000万人，加上退休人员的3000万人，这就是1.1亿人。

而我国人口是多少呢？答案是14亿人，从财政供养比的角度来看，压力是非常大的。

即便不考虑退休人员，8000万的人口，对应到我国不到8亿的劳动人口，这个供养比的压力依然很大。

过去宏观经济增长较快，房地产也一片欣欣向荣，地方自然也就有足够的财力去支撑，但现在随着宏观GDP的放缓，以及房地产的下行，过紧日子也就是必然的结果。

但仅仅是降薪还不够，还要降本。

为了节省开支，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，苏州要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上不安排公务用车和租车保障；公务接待安排在机关食堂的，原则上也只提供职工餐菜品。

安徽泽要求推行无纸化办公、空调冬季不高于20度夏季不低于26度，也严禁同城接待。

陕西则要求办公用房能不修的不修、能小修的大大修，公车超8年的能用继续用，降低采购费用，严格差旅审批。

湖南则规定更新公务用车必须同时达到使用年限超过8年、行驶里程超过25万公里的条件，并提倡在机关食堂开展公务接待，闲置用车设备交属地公务仓管理。

在大环境不那么友好的情况下，这些过紧日子的措施，都值得提倡，也可谓是用心良苦。

过紧日子背后的原因，最直观来说就是地方收入面临一些挑战，主要是收入面临着压力。

以往地方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让金，而由于房地产业低迷，这一收入来源已经枯竭，2024年上半年的土地出让金只有1.53万亿，同比下降18.3%，和2019年同期相比，更是下降了55.7%。

去年底，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发布报告称，维持我国主权信用评级A1不变，但将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，穆迪给出的主要理由就是地方债过高，使刺激经济的财力下降，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也让中期经济受到影响，而这两者也互相影响。

除了土地收入，今年的税收收入也出现了下滑；上半年，全国税收收入94080亿元，同比下降5.6%；非税收入21833亿元，同比增长11.7%。

税收收入下滑，主要原因是企业盈利能力下降，各种减薪和冻薪情况也会对所得税产生影响。

当地方收入压力加大，又无法立即解决问题的时候，当务之急就是控制支出，而最直观有效的，就是减少开支浪费，也就是过紧日子。

最早，在分税制还没有出现之前，各个地方上缴的积极性很低，1992年，国家财政赤字1000亿元，甚至到了国家机关没钱发工资的地步，到了1994年，决定地方和国家“分灶吃饭”，将地方和国家按税种和比例进行分税制变革，“国税”和“地税”的分野产生。

至此30年时间过去了，国税越来越充裕，但随着过去地方依赖的土地出让金减少，这个情况现在朝着反方向发展，到了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。

对地方来说，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公共服务，但只获得了约一半的税收，这就是所谓的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失衡。

最终的结果是，让许多地方无法提供目前所需的反周期刺激经济支持，也引发了外界对债务的担忧。

从眼下情况来看，仅仅是过紧日子，可能还不够，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从税收源头做出改变，让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得到平衡。

在7月召开的会议上，最大的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开始着力解决财政失衡问题。此后财政部更表示，“考虑将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给地方”。

消费税是国内四大税种之一，由生产商向当地税务机关缴纳；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，我国消费税为1.61万亿元，约占税收收入的8.9%。

消费税的目的，是为了抑制损害人们健康的产品，例如高耗能、高污染产业，以及部分奢侈品的消费，如果消费税征收环节下划到地方的话，可能会出现一些地方为了增加收入而鼓励烟酒行业、奢侈品、以及高污染、高耗能产业发展的现象。

这和过去房地产发展的逻辑，是一脉相承的。

但好处在于，和房地产过度扩张损害经济不同，消费税的目的本质上还是消费，而对地方来说，也更有动力去鼓励消费，这本质上还是一件好事。

除了把消费税后移给地方之外，更直接的选择还有加税。

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就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为28%-29%，从2019年开始推行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，到2023年这一比重已经降到了26%，低于同等收入国家30%左右的比重，更低于发达国家35%以上的比重。

因此，有必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，而且综合来看，房地产税从属性上看最适合作为地方税的税种，也是推动地方职能转变的最佳税种。

房地产税过去提过多次，最近的一次是在2021年，但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正处于下行周期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，房地产税一定会出来，但在短期内，它的出现，可能会成为加速房价下跌的导火索，因此短期内房地产税依然不会出现。

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，在宏观经济增长放缓时增加新税种，本身也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。

收入上的变化，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集体，都不是小挑战，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周期里，叠加人口老龄化和消费降级，自下而上对地方的收入影响自然也就更大。

这个时候，降本增效不仅仅是眼下的“燃眉之急”，恐怕还会常态化下去，而这一点，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好思想准备的。

end.